晚上8点30分，成都春熙路上的火锅店正值用餐高峰。店里人声鼎沸，食客们在辛辣的红油汤底间“交换口水”。门外，一辆辆满载着空油桶的面包车从城郊赶来，收油人进入工作时间。
他们穿着耐油污的牛仔布工作服，将几个超大的空油桶叠放在平板车上拉入餐厅后厨，置换出盛满餐厨废油的旧油桶。来回不到20分钟，一家餐厅的旧油清理完毕，收油人开车奔赴下一家。
这些餐厨废油，常被人们唤作“地沟油”，但这一表述并不准确。按照中国国家标准，狭义的“地沟油”是指从餐饮业下水道和隔油池中提取并简单加工的废弃油脂。其与泔水油（从餐厨垃圾中分离回收的油脂）、煎炸废油一并都属于餐厨废油。
“地沟油”一度让人谈之色变，但过去十年，“地沟油”已悄然发生明显的变化，成为有着非常大经济与环保价值的“黄金油”。
被收集起来的餐厨废油大部分会流向处置公司，被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Used Cooking Oil，下称UCO）。而UCO是生产生物柴油和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原料，具有非常明显的碳减排效益，是全球市场争抢的对象。
目前，中国已变成全球上最大的UCO出口国。中国海关总署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1-9月，中国UCO出口总量达到了212.46万吨，同比增长55%，已超过2023年全年的出口量。出口目的地大多分布在在美国、欧洲和新加坡。
2011年，在荷兰读环境能源硕士的上海小伙刘疏桐看到一则新闻：荷兰航空将“地沟油”作为燃料，助飞机上天。
那时，在他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地沟油”是威胁食品安全的公敌、需重点打击的对象。
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禁止将“地沟油”生产加工为食用油，并对制、售行为入刑。
成飞在2012年前后进入成都收油市场。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时的收油市场更像是抢山头的人情江湖，谁来收、怎么收，都没有明确规定。他和妻子每天傍晚出门收油，夜里一两点收工。昼伏夜出、重体力、工作环境差，赚“毛毛钱”，“压根就没人看得上这一行”。
他们将从餐厅收来的废油卖给油脂处置公司，之后加工为动物饲料混合油。但2013年后，饲料中也禁止添加废油脂。
此外，还有少部分废油流向生物柴油厂商。生物柴油大多数都用在环保增塑剂，后者可用于PVC（世界第三大合成聚合物塑料）的生产。
根据生物柴油龙头卓越新能（688196.SH）在2014年首次提交的招股书，中国废油脂市场主要以个人经营为主，而对个人从事废油脂经营业务无统一的法规。卓越新能甚至需进口相当份额，以满足原料需求。
在荷兰，刘疏桐看到了把“地沟油”转化为交通燃料的可能性。整个欧洲为了减排，开始在车、船、飞机上试用生物燃料。
好奇心驱使他进入荷兰航空的生物燃料供应企业SkyNRG工作，后来逐渐负责亚洲区业务。刘疏桐的主要职责是在日本、韩国、中国等地寻找“地沟油”和其他生物燃料，然后运往欧洲。
2009年4月，欧盟实施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指令》制定了生物燃料使用的强制目标，约定成员国于2020年前，将生物燃料占交通运输部门总燃料消费比提高至10%，如果原料来自废弃物、非食物纤维或木质纤维，可按双倍减排量计算。
2014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可预见的能源和气候目标框架》，将重点更多放在电动汽车和非粮作物的生物柴油上。
各国能够准确的通过所在地的自然资源，选不一样原料制备生物柴油。如欧洲生物柴油原材料以菜籽油为主，美国、巴西、阿根廷以大豆油为主，马来西亚和印尼以棕榈油为主。
“‘地沟油’可以出口到欧洲做生物燃料，为什么国内不行？”抱着这样的想法，刘疏桐在2015年回到中国，次年创办公司道兰环能，开始推动“地沟油”转型生物燃料。
起初为了推广，刘疏桐到处参加各类比赛、公众活动、公开演讲，俨然成为“地沟油”转型代言人。
彼时正值“双创”热潮，刘疏桐也见了不少投资人。不过，他们要么听不懂，要么不感兴趣，投资热情并不高，更热衷于互联网领域。
刘疏桐也得到过一些正面反馈。他的团队和宜家、百胜都做过示范项目，比如给宜家的物流车队掺混加注生物柴油。
但上述项目都只停留在示范阶段。“生物柴油的应用在国内长期处在比较尴尬的境地。”刘疏桐解释，大政策都有，但缺乏能落地的细则。
200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石油销售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将符合国家标准的生物液体燃料纳入其燃料销售体系”。
如同发电企业通常无法直接售电，要经过电网才能实现电力交易一样，生物柴油企业也需进入中石油、中石化等成品油销售体系，才可以在运输燃料领域售卖。
2014年11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生物柴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到“成品油经营企业应按照规划布局，依托现有油库建设生物柴油调和燃料配送中心，并将生物柴油生产和推广年度目标内合格产品全部纳入其销售体系”。
同年，围绕生物柴油的销售问题爆发了知名的“石油反垄断第一案”。云南盈鼎生物能源股份公司以中石化销售云南分公司拒绝与其交易生物柴油、导致其生物柴油难以进入市场为由，将后者告上法庭，请判后者将符合国家标准的生物柴油纳入其销售体系，并赔偿云南盈鼎300万元。
历经3年零8个月和1次案情反转，2017年9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终审判决书，认为双方未能建立交易关系，不属于违反反垄断法相关条款的行为，且在地沟油制生物柴油销售问题上不存在竞争关系，中石化云南分公司胜诉。
2024年，中国船舶燃料公司和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四名工作人员撰文称，生物柴油在中国一直没能实质性进入成品油领域。生物柴油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约为石化柴油的1.5倍，单纯依靠市场化运营难以形成规模需求。
其在全球生物柴油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仅为1.5%，远低于欧洲（40%）、美国（25%）、印度尼西亚（20%）和巴西（12%）。
据《中国食品安全报》，上海已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废弃油脂收运、处置和生物柴油调制、应用的完整闭环管理。上海现有四万余家餐饮、食品生产企业产出的餐废油脂，收集、处置成生物柴油，然后调制成B5柴油（普通石化柴油掺混5%生物柴油调和而成），通过中石化、中石油三百余座加油站，每天销售给两万余辆柴油车加注使用。
上海是用补贴政策推动生物柴油的发展。据市发展改革委2021年发布的《上海市支持餐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推广应用管理办法》，补贴资金都来自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项资金。
从“地沟油”分离出的油、水、渣，油可加工为生物燃料，渣可用于制备饲料添加剂。南方周末记者施璇/图
2015年12月，欧盟公布《生物柴油可调和燃料B20/B30标准》，将生物柴油掺混比例进一步提升，允许石化柴油中添加20%和30%的生物柴油。
2016年和2017年，国内以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卓越新能、嘉澳环保（603822.SH）为代表，开始大规模出口生物柴油。
据卓越新能于2018年再次提交的招股书，该公司自2016年二季度取得欧盟生物柴油相关认证。2017年-2018年，生物柴油出口贡献金额占全部生物柴油销量85%以上。
2017年2月，主营环保增塑剂的嘉澳环保公告称，其已研发出符合欧盟法规要求的出口用生物柴油产品。到2019年，生物柴油板块已占其主营收入33%。
据美国农业部报告，2016年-2023年，中国出口的生物柴油总量翻了逾36.5倍，其中欧盟是最主要购入地。
主要原因是中国用“地沟油”生产的生物柴油价格更便宜，而欧洲主要用菜籽油作原料。欧洲“地沟油”相对较少，因为只有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独特的饮食习惯。
2023年10月，欧洲生物柴油委员会代表欧洲生物柴油生产商向欧盟委员会提起反倾销投诉，称中国生物柴油以低价进入欧盟市场，损害了欧盟本土产业，随后欧盟于2023年12月展开调查。
2024年7月19日，初裁结果落地，四十余家中国生物柴油生产商被加征12.8%-36.4%不等的临时反倾销税，其中嘉澳环保和卓越新能分别面临36.4%和25.4%的临时关税，于8月16日实施。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2025年2月作出终裁。
有生物柴油厂商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因为反倾销税的实施，海外订单瞬间凋零。“我们本身就是吃政策饭的。”
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1-9月，中国生物柴油的出口数量为89.3万吨，同比减少45%；出口金额为9.54亿美元，同比下降53%；出口平均单价仅1068美元/吨，同比降低14%。
虽然生物柴油出口遇阻，但挡不住其原料UCO出口大涨。据海关总署披露，2024年1-9月，中国UCO出口数量达212.5万吨，同比增长55%；出口金额为19亿美元，同比增长39%。
UCO在出口产品中属于“化学改性的动、植物油”。据嘉澳环保公告，该商品出口退税率自2019年后稳定在13%，此前曾为15%、16%。
四川金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四川金尚）做餐废油脂收集处置和饲料级混合油起家，在上述饲料禁令后开始转型制备UCO，起初效益并不好。
董事长叶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从2016年开始从事UCO出口业务，受制于产能有限，2019年之前的年出口量只有一两万吨，却将公司扭亏为盈。2020年，新的10万吨/年UCO生产线一落地，至今都是满产出口。
叶彬提供的一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6年-2023年，中国UCO出口量自三十多万吨快速地增长至两百多万吨。2019年，金尚环保的利润为1000万元，2022年就已上涨至3000万元左右。
但随着新玩家不断涌入，四川金尚的毛利率已从2023年之前的16%，降至如今不到12%。
叶彬坦言，收油业务和UCO生产技术上的含金量不算高，但对于参与者的要求并不低，餐厨废油业务已经和全球经济紧密关联。“我们要懂汇率、懂出口、懂航运，还要关心特朗普上不上台，上台了会不会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行业正在不断洗牌，今年很多企业进来都是亏着出去的。”叶彬称其也在不断交学费，此前曾有几单业务没及时锁汇，遇到汇率突变损失了几百万元收益。
刘疏桐观察到，过去一年多，中国UCO出口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生物柴油市场需求的释放。
美国农业部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前5个月，中国UCO的对外出口量同比增长50%，美国是最大购入国，新加坡和欧盟（主要为西班牙、荷兰和德国）紧随其后。
酯基生物柴油，也称第一代生物柴油，只能和石化柴油掺混使用，通常比例不可超过30%。而第二代烃基生物柴油，可与石化柴油按任意比例掺混，也可完全替代。
按照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提出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标准》，2025年，美国对生物柴油的总需求目标为33.5亿加仑。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UCO受热捧更大的背景在于近两年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发展。
2023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了ReFuel EU Aviation法规，航空燃料供应商必须确保在欧盟机场提供的所有燃料中包含特殊的比例的SAF。
具体来讲，到2025年在欧盟机场起降飞机使用的燃料中，至少2%为SAF，比例每隔5年增加一次，到2050年达70%。美国、日本等国也都提出了具体的SAF掺混目标比例。
2011年，中石化下属镇海炼化分公司开发出亚洲第一套生物航煤工业化生产装置，以棕榈油为原料，制备出生物航煤产品。次年，镇海炼化又以餐饮废油为原料，制出生物航煤，并在东航实现试飞。
时隔十年，2022年6月，镇海炼化的生物航煤工业装置首次规模化生产成功。之后，嘉澳环保、国家电投等行业内外的大公司都宣布建设SAF产线年，中国关于SAF的各项政策开始加速。
2024年7月，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在成都成立的SAF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揭牌。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民航局真正开始启动了SAF应用试点工作。次日起，国航、东航、南航从北京大兴、成都双流、郑州新郑、宁波栎社机场起飞的12个航班正式加注SAF。
“中国虽然开始的慢，但走得快。”说起SAF的进展，叶彬滔滔不绝，他执掌的金尚环保也是押注SAF的公司之一，甚至做出了从业以来最大手笔的投资。
2023年5月，金尚环保宣布在四川省遂宁市建设年产量30万吨的SAF产业基地，霍尼韦尔是其技术合作伙伴。该项目建成后有望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SAF项目之一。
不过，SAF目前还处于商业化前期。德勤报告数据显示，SAF成本比石化基航空燃料成本高出2-5倍，但预计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
他的自信源自其公司对原料的把控。据他介绍，金尚环保目前算是业内唯一一家贯穿下游收油业务和上游SAF生产的全产业链公司。
刘疏桐也认为，目前各家使用餐厨废油制备生物柴油和SAF的技术路线都差不多，“终究是要看原材料（优势）。”
在叶彬看来，原料（UCO）的出口不会持续太久，“随着生物航煤的兴起，我们一定会卖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线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12月1日起取消部分行业出口退税，其中就有UCO。（详见南方周末2024年11月17日报道《多行业取消出口退税，鼓励产品提高附加值》）
以个人经营者为主的中国废弃油脂市场，存在着经营灵活、市场集中度低的行业特点。卓越新能长期将原材料采购风险列为经营风险之一。
业内也有不少声音认为，新入局的企业，哪怕是大公司，都无法迅速和万千收油人打好交道。
经历十余年发展，成飞的收油团队已从最早的夫妻店发展成一个有几十号收油人的小公司，每晚能在成都回收几十吨餐厨废油。
收来的油不论出口还是“上天”，都跟他关系不大。“我们就是搬运工，把油从餐厅搬到处置厂家。”他更关心的是生意的稳定性。
成飞介绍，在成都收油要有一定合规资质，有的区一个月一更换，有的区三个月一更换。但在有的区，他连申请资质的资格都没有，政府会和大型餐厨处理公司合作。
据广发证券研报，餐厨处理企业通过与政府签订BOT协议获得合同，覆盖范围内餐厨垃圾，具有长期且排他的处理资质，是生物柴业的重要资源方。
BOT即“建设-运营-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的公私合作模式，其中私营企业负责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建设和运营，一定期限后将项目移交给政府。
对嘉澳环保来说，餐厨企业慢慢的变成了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公司披露，2017年该公司90%以上为个人经营者提供原材料，目前将近一半变为餐厨垃圾处理企业，量、价更为透明。
2023年2月，金尚环保以188.00元/吨的价格中标四川都江堰市厨余垃圾处置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在都江堰市全域提供厨余垃圾收处服务，实现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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