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国家法官学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刑事案例一(犯罪、刑罚的具体运用、刑事证据、程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被告人提供通讯传输技术上的支持主观明知的认定——李某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1.裁判书字号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22)吉0103刑初52号刑事判决书
2021年3月，被告人李某花钱雇用被告人王某、何某自行研发一款聊天软件，李某伙同被告人刘某向他人出售该聊天软件，王某、何某负责维护软件，2021年5月王某、何某参与出售聊天软件。李某、王某、何某、刘某作为网络站点平台服务者允许他人在账号关联的二维码上添加某品牌客服、某公司客服等身份，并将账号出售给他人使用从事犯罪活动。至2021年9月，李某销售软件的违法来得到的为人民币159446.13元；王某销售软件的违法来得到的为人民币114482.08元；何某销售软件的违法来得到的为人民币57241.04元；刘某销售软件的违法来得到的为人民币19069.80元。经核实，通过此聊天软件李某1在长春市家中被电信诈骗人民币12800元；张某在家中被电信诈骗人民币20021.01元；颜某在江苏省常州市被电信诈骗人民币1899.01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被告人辩解不知道开发出售的聊天软件被利用于犯罪，如何根据在案证据定罪。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站点平台服务者既是信息网络技术创新的主导者、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者，同时也是网络社会的治理者、网络安全的维护者。被告人李某、王某、何某、刘某作为网络站点平台服务者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罪提供通讯支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李某、王某、刘某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对李某辩护人、王某辩护人、刘某辩护人相关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王某的辩护人提出王某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本次犯罪中各被告人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李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二、被告人王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三、被告人何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四、被告人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五、追缴被告人李某违法来得到的人民币159446.13元；追缴被告人王某违法来得到的人民币114482.08元；追缴被告人何某违法来得到的人民币57241.04元；追缴被告人刘某违法来得到的人民币19069.80元。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对明知的认定作了专门的规定。
2.四被告人系聊天客户系统的平台服务提供者，虽然无法对购买客户的网络站点平台信息作出事前审查，但对存储在网络站点平台服务器的信息具有充分的控制性与支配力，具备准确定位违法信息并采取移除措施的技术能力。各被告人均有权限登录客户系统，能够正常的看到后台的数据，包括用户名、聊天记录等信息，被告人均知晓他人利用其提供的软件实施犯罪，但未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和法规履行停止提供服务、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义务。
3.当平台服务提供者发现服务对象利用信息网络从事犯罪活动时，即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具有主观明知，此时应当采取对应的制止措施并向有关机关报告。根据四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均知晓某品牌二维码配图的人购买其客户系统，且四人均明知该客户并非某品牌工作人员，而是冒充工作人员骗钱，后因二维码无法扫出聊天对话框，王某和何某又多次生成新的二维码发给客户。被告人作为平台服务提供者不采取制止措施并继续为他人提供信息网络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的，即可以认定其主观为明知，且行为可评价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实行行为，其行为具有违法性。
4.李某、何某当庭供述开发的客户软件有风险提示，但作为平台服务提供者对非法行为或者非法信息具有明确认知并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的，并不能因有风险提示就作为“避风港”而逃避责任。
5.涉案客户聊天软件收费异常，根据各被告人供述，该软件日租60元，包月3000元或3500元，作为一款客户聊天软件，市面常见聊天软件绝大多数为免费，被告人出租软件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价值，交易方式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