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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村,记不起我来过多少次了。因为,这是红色的村,革命的村;因为,这里值得传承的很多很多。每次我都带着许多思考来,带着许多感悟回。

  罗村,在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贵港市原来叫贵县,过去人们习惯称贵县三里。罗村是一个自然村,村前有一条河,叫义渡河。村后面是镇龙山脉,延绵起伏。老百姓说,这里呀是藏龙卧虎的,会惊天动地的。是的,1936年11月7日,就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广西省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罗村会议)。虽是初冬,却象一声春雷;虽是夜晚,却象一把火炬,照亮了八桂大地黎明前的黑暗。

  距今,那次会议过去了85年,会址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并在旧址旁新建了纪念馆,连成一体。书法家罗殿龙先生题写了名字,“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旧址”,金色的字熠熠生辉。出席会议那几个主要人物组成的雕塑再现了当年会议情景。看得出,他们一个个信念坚定,意志刚毅。会议旧址和纪念馆里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无声地叙说着那段不凡的历史,诠释着人的初心使命

  罗村会议筹备工作整整做了一年。最早的筹备会议是1935年11月7日,在今兴业县葵阳镇木根圩的永源客栈召开的。会议叫重建郁江特委筹备委员会会议。那时郁江特委被破坏四五年了,特委委员只剩陈岸同志一人在苦撑着。会议决定1936年适当时候召开郁江地区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还推选陈岸同志为郁江特委筹委书记,黄彰、杨弟凰为委员。木根圩那个永源客栈,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那样子,我到过几次。

  木根会议后,筹备工作便开始了。最重要的是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郁江地区所属的五个县都恢复了党的组织。其次是定会议地址。这在当时下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事关保存党的火种啊!选了好多地方,比来比去,最后选定在罗村。

  1936年11月5日至6日,代表们陆续来到罗村。他们有的扮成“商贩”,有的扮成“打铁匠”、“补锅匠”,也有的扮成“黄碌医生”。他们大部分从郁江两岸来,也有从右江老苏区来。他们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反动派屠刀下走出来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他们走村串户,爬山涉水走来。那时没有汽车,没有通讯工具,更没有今天的手机、导航定位。就看着“日出日落”方向走。有的走了个把月,也有的走了十来二十天。那时是,

  人被抓到了会被关押坐牢,甚至被杀头的。可他们这群人凭着执着的信念、初心,还是来了。朝着罗村进发,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行。罗村的乡亲们接纳了这些“客人”。

  1936年11月7日晚上,农历丙子鼠年九月二十,正好是立冬日(历史记住这一段时间),四面八方来的“商客”云集在罗村一家房子。这是典型的南方建筑,青砖黛瓦的三合院,上下各三间,左右两间,中间是一个厅,叫厅堂,敞开的。上下堂中间是一口天井,露天的,采光挺好。天井两旁是厢房。这房刚建成不久,主人还未入住,就交给秘密开会用了。会议在进大门的右房。房正中,一张八仙桌,墙上挂着一块黑板,画着中国党旗,镰刀锤子,那锤子特别“像”,是用彩色粉笔画的,红蓝黄分明。万一有敌人闯来,便于擦掉。现在,那粉笔擦还停在那里,好像在叙说会议组织者那高超的智慧和革命警惕性。一盏马灯静静地停在八仙桌上,似乎是一盏不灭的灯,照着人前行。两边是长椅,每张坐45人,还有几张小独椅。没有座次排列,没有座位卡,先来先坐,后来后坐,大家都称呼“同志”。

  出席会议的代表近20人(准确人数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是:陈岸、黄彰、彭懋桂、滕雪心(女)、陈湖光、黄桂南、龙德洽、李俊成、方与严、李志仁、朱育奎、蔡文华、黄文光、李力夫、庞敦志、罗青松等。滕雪心是唯一的女代表。南方委员会(简称旧南委)那时领导着华南各省的党组织,派来一位代表叫李守纯出席会议。会议刚开始,李守纯就建议将这次会议郁江党代表大会改为全省党代表大会,原因是已有右江苏区和另外的地方党的代表参加,到会的代表已超出了郁江地区的范围。同时,当时已是抗日民族斗争前夜,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个政治形势要建立一个全省性的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与会同志觉得“李代表”意见有道理,而且他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都表示接受他这个建议。因此,将郁江党代表大会即改为广西全省党代表大会。

  会议由陈岸同志主持。李守纯首先作形势报告,陈岸同志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有郁江地区党组织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路线,党的工作遭到破坏的经过情况;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状况。当时在白区(统治区)已有陆川、苍梧、邕宁、横县、宾阳5个县建立了县委,兴业、永淳、岑溪、苍梧、迁江、贵县等6个县建立了区委、特支或支部,有党团员600多人。而在右江老苏区,也建立了3个中心县委和2个边委,还保存和发展了三个团的革命武装。报告说明,过去广西党组织由于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被敌人摧残得支离破碎。由于各地党团组织的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党组织又得以恢复和发展了。报告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就是贯彻党中央“八一宣言”,在日本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情况下,联合各阶级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从方针政策上、组织形式和工作作风上都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做完报告,已是深夜了,代表们在群情振奋的同时也有许多思考。第二天上午的讨论和下午的大会发言,共同的议题是如何转变,由十年内战转为国共再度合作;由土地革命转为联合各阶级(包括地主、资本家)共同抗日。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思想上、工作上会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在老苏区,员、革命群众被反动派屠杀了那么多人,现在要同他们合作抗日,思想会难转得过弯来,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极不容易。与会代表认为,当前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必须坚决实行这些转变,无论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员要遵守纪律,要服从中央。会议统一了思想,大家一致通过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决议,这为后来省工委领导全省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也为后来联合抗日打下了基础。

  这里有一个插曲:在进入选举事项前,李守纯临时提出,要会议通过让“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成员集体入党的决议。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前就已议过,多数人觉得,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把党团、工会合并起来成立行动委员会,取消党的领导,此做法给党组织造成了重大损失。现在再也不能把群众团体合并到党里来,应该坚持逐个吸收党员的原则,符合党员条件的,可以个别吸收。当时大家思想比较一致,因此,没有把这项议案列入议程。但这位上级“代表”提了出来,只好又进行讨论。代表们没有思想准备,加上有些人对党章不太熟悉,又觉得李守纯是上级派来的代表,就盲目地附和这个建议。在表决时,同意接收“抗日反法西斯同盟”集体入党的代表占了多数,便通过了这项决议。这都表现出党成立初期的幼稚和盲从。但后来在执行中,没有让他们集体入党。

  11月8日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这几年广西党组织面临严峻考验,广西党员的政治品格,对敌斗争能力、智慧、做群众工作上的能力等等是啥样子,与会代表都清楚心中有数了。加上白天讨论和大会发言,大家思想上的统一,为选举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经过选举,广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广西省工委)在深夜中诞生了。与会代表推选陈岸为书记兼组织部长,彭懋桂为委员、宣传部长,滕雪心为委员、妇女部长。以上3人为常委,驻南宁负责日常工作。委员还有黄彰,主管玉林五属,梧州和贵县。黄桂南,主管右江老苏区。陈湖光,主管横县、宾阳、永淳。选出六名委员,还留一个名额,待右江老苏区补充。至此,这次党代会议程圆满实现。会议时间原计划是3天的,李守纯建议考虑安全问题,时间应缩短,因此会议只开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到11月8日午夜就结束了。大家很兴奋,很想鼓一下掌,唱唱《国际歌》,但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事先就说好了的不鼓掌不唱歌,把胜利喜悦留在心里。当代表们离开那间会议室时,鸡已啼了几遍,黎明很快就要到来。

  会议的“主角”陈岸同志给了会议的定义:这次会议是广西全省党组织胜利的大会,团圆的大会,红区党组织和白区党组织会师的大会。其意义在于:

  重新建立了广西全省党的领导机构。党的领导关键作用显现出来。扭转了广西革命斗争形势,促进了广西全省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五年之久的联系。陈岸在他的回忆录《我的革命生涯》中这样说:会议结束约一个星期后,南委书记薛尚实从香港来到南宁,听了广西省党代表大会和选举产生广西省工委的情况,以及有争议的问题。薛听了汇报后,都一一表示同意,认为广西还不错,虽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的错误路线影响,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又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但几年来还能坚持工作,现在还保存了大批力量,这是很难得的。他对我们表扬了一番,给了60元经费,约好通讯关系。至此,广西地下党与上级党组织恢复了曾中断5年之久的组织关系,这就利于广西党的建设和发展了。

  推动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发生后,省工委发出《通告》,提出“当前唯一重大任务”是“鼓动民众起来造就抗敌救亡的紧张局面”。做好上层下层工作,努力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抗日武装斗争开展了起来。几年后,广西省工委领导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这是继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一些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党的领导是决定革命事业成功的关键,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无比重要,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要坚持和加强

  革命道路“九曲十八弯”,在挫折时候能坚持下来不易。而坚持要靠理想信仰信念信心。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地下革命斗争中,假如没有人民群众支持与掩护,十有八九会失败甚至牺牲。今天改革开放,又何尝不是如此?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

  记得1981年6月,建党60周年前夕,自治区党委组织慰问团慰问革命老区,陈岸同志任玉林地区分团团长。那时,我随团做一些具体工作。陈岸从老区出来,现在又回来了。一路上,他感慨很多。在讲起在罗村召开会议时,他说:这里条件得天独厚。1931年春节他是在这里过的。召开党代会前又来过几次,用今天的话来说叫“踩点”或叫“打前站”吧。感觉这里的群众很好,思想觉悟高,坚定跟走。“有群众基础才能开会。群众是根,根深才能叶茂”。这里有党组织,村里成立了党支部。党员有威信。党组织没有搞过什么“左”的斗争,没有受过破坏,有战斗力、凝聚力。地形也好,村不通公路,村旁有条河,没有桥与外界联系,万一敌人来,得渡船过河,他们撑得过来,我们开会人员早撤走了。而村的另一面是镇龙山,万一敌人来,开会人员可撤到镇龙山,也可以撤到与贵县交界的横县、宾阳。那时,县与县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管不着,这都有利于参会人员的安全。那时,在敌人眼皮底下开会,安全保密事关生死存亡,一点都不能闪失。陈岸同志还说,黄彰来这里多些,对这里更了解更熟悉。在与他反复权衡后就决定地点选在罗村了。后来证明,陈岸同志他们的研判决策是正确的。罗村,这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小村庄担负起了这副历史的重担。

  为了资助地下党活动经费,罗村的党员宁可把冬衣、棉被典当掉,把蚊帐卖掉,换钱资助革命。覃业广家作为交通联络站,他宁可借米或典当衣物,宁可自己的家人喝木薯粥,挨饥受饿,也要让革命同志吃饱睡好。会议召开前几天,村里的党员一夜之间将三里垌心至覃塘双凤当局的电话线剪断,为会议安全打下基础。

  代表们来了,就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没有铺盖,就同睡一张床;米不够,多加一勺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白天黑夜,老百姓守住河边渡口,守住村口,警惕着有没有来人。煮好饭后用水桶盛着送到会场,让代表吃饱不饿肚子。因为他们了解,来的这些“客人”不简单,是为他们做事的。广西省代表大会在罗村召开,在广西党史上矗立了一座红色丰碑。一个小山村为革命作了大贡献。陈岸同志晚年多次说起,罗村呀,人把百姓当作根,老百姓把当作救星。我们永远别忘记他们!

  代表们在离开罗村后就各奔东西了。我在那间十来平方宽的会议旧址追寻着他们的足迹。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南溪桥村人。在他身上,闪烁着贵港儿女那精气神坚韧不拔。短短的腿走远远的路,矮矮的身登高高的山。他1928年入党,即组织农动,推动建立壮大党组织。当选广西省工委书记时26岁。他深知领导一个省的党的工作担子有多重。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奔向广西各地传达落实会议精神,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经过一段艰苦努力,党的力量迅速壮大。1939年11月,党中央批准陈岸同志为七大代表,是当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转告他的,要他放下手头工作立即动身去延安。还给了他一套新四军棉军装,20元钱路费。但他只带了2元钱,其余18元留给地下党作经费。当时广西地下党经费非常紧张。陈岸同志带着广西员的重托,带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踏上了北上的路。一路上,越过了军的堡垒,穿过了日军、伪军的层层封锁线,到达了新四军军部,又翻越了太行山,渡过了黄河,终于在1940年12月到了延安。整整走了一年,就凭那双腿。1941年春节,中央书记处在食堂设便饭欢迎从南方各省来的七大代表,毛主席来了,朱总司令来了,王明、博古也来了。毛主席给大家敬酒。陈岸同志说,那是胜利酒、幸福酒。很高兴呀,只觉得热泪在眼眶里打转。

  解放战争大决战时期,陈岸同志参加了淮海战役,担任支前副司令员,组成千军万马的支前大军,用扁担挑、小车推、黄牛拉、毛驴驮,把粮食、衣服、药品送到前线,保障那场大仗的供给。新中国成立后,指挥那场战役的陈毅元帅曾多少次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陈岸同志在回忆那段历程时说,记不起有多少个日夜没有合过眼,眼眶都深陷了。那是最艰苦、最繁重,留下最深记忆的时日。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缘份,在陈老遗体火化那一刻,中央电视台恰好播放淮海战役支前那片断,老百姓冒着炮火,推着满载大米、牛羊的小车上前线,浩浩荡荡,一望无际。历史总记住这些瞬间,而历史又常常是由这样的瞬间组成的。

  广西解放前夕,陈岸随解放大军南下。到了武汉,中央组织部决定陈岸同志为即将成立的广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钱瑛,也就是那位德高望重的钱大姐专门同他谈了话。开国大典前几天,中央批准成立广西省委,任命张云逸同志为书记。张云逸要求陈岸和组织部同志“首先要搭好各地市委的架子,一进广西就能接管”。在广西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时刻,排兵布阵,这是多么重的责任,多么重的担子啊。陈岸同志挑起来了。罗村会议旧址展箱里展出了陈岸同志担任许多重要职务的任命书,出席全国、自治区党代会、人大会议的代表证等。其中毛主席亲笔签发的任命书特别引人注目,“中央人民政府字1720号: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陈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4月11日”。盖有鲜红的“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四方印章,三四寸大。

  在又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岸同志担任了首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踏上了依法治国的新征程。

  他清廉、党性强。我随意就能说出两三件事:其一,1996年10月他应邀参加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建成通航庆典,是坐国产桑塔纳车去的。执勤民警误认为是“无关车辆”,开车追赶要他的车离开“贵宾通道”,截停时看到车上的“贵宾”标识后一脸惊讶省级领导怎么还坐这种车!其二,1992年陈岸同志和夫人陈贞娴同志把12万元捐给家乡贵港东南洋三所小学修缮学校,这钱几乎是陈岸同志夫妇离休前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令人震撼的是,这一善举连子女都浑然不知,直到陈岸同志夫妇去世后,《贵港日报》在建党90周年之际的一篇通讯才把这封尘了20年的故事宣传出来。其三,苏联解体后那年春节初二,陈岸同志交给我一份复印材料,是肖岗写的。肖岗也是七大代表,在苏联学习过。这份材料剖析了苏联垮台的原因,其中党员组织生活不正常是一个重要原因。陈老要我复印送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参阅,在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时好好谈谈,春节后上班第一件事就要办好这件事。年初五上班时,我组织了所在支部党员来学习。陈岸同志同我们一个支部,也来参加了。支部同志们赞他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罗村会议旧址展箱,展出了陈岸同志用钢笔向党中央写的广西党的工作报告,已成为党的重要历史文献。

  他在党内德高望重,、同志任党中央时,都曾看望他。同志曾两次到他家里。

  2008年9月27日上午11时,他走了,享年99岁,党龄80年,他几乎走了一个世纪。他的一生,诠释了人老祖宗那句名言“人是用特别的材料制成的”。我写了一篇深切缅怀他的文章,题目叫《一心向党,一辈为民》。

  纪念馆二楼展厅有一段视频,滚动插放陈岸同志革命一生奋斗一生的故事,平凡见伟大,平实而曲奇。参观时停下脚步,怀着敬仰之心看看,会得到许许多多精神营养。

  记得1980年初夏,我从贵县县委政策研究室调到刚成立不久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担任陈岸同志秘书。不久,他要我写一篇怀念黄彰的文章。我在贵县工作时,知道黄彰的一些英雄事迹,听了陈岸同志口述,对黄彰更是肃然起敬了。

  黄彰,贵县石卡西山村人。1901年生,大陈岸同志9岁。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党组织面临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担当重任的。1926年秋他就参加贵县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员有的被杀了,有的坐牢了,也有的意志薄弱者了。而就在这样的关口上,黄彰毅然加入了党,体现了革命者霜重色更浓的本色。从此,他成了职业革命者。先是发展党员,三里罗村覃业广、覃业珍、覃业用那几名党员就是黄彰发展的。1931年,桂系军阀重新控制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郁江特委只剩下陈岸孤身一人。黄彰找到了陈岸,他们俩紧紧团结在一起,坚守乡村恢复发展党组织,为重建郁江特委创造条件。广西省工委成立,他按组织决定主管玉林五属、梧州和贵县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陈岸同志北上后,他继续留在白区工作。

  1939年到1941年这三年时间里,虽然党组织的名称不断变更,但黄彰始终担任着桂东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他抓党员干部培训,为党组织培养骨干,培育火种。

  1942年7月9日,由于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供出广西地下党情况,桂系当局大肆搜捕人,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等三人牺牲,这就是桂林“七九”事件。又是在这紧要时刻,黄彰被指定为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面对桂系的逆流,黄彰沉着应战,他与省工委书记钱兴一起,迅速疏散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虽然环境险恶,但黄彰以高超的智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斗争。他自制一把鹅毛扇,在上面刻着:路是人踩成的,表现了他对开创革命事业的坚定决心。他变卖了家里的房子和土地,资助革命。后来,他任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4年,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省工委决定在沦陷区内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黄彰当时任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主任,义无反顾地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起义烽火燎原贵县、兴业、陆川、博白等地,参加起义队伍2800多人。声势浩大,攻占了许多乡镇,击沉了日军船只,杀死了进犯的日军,一些地方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不幸的是,起义遭到反动军队。黄彰在浴血奋战中受伤被捕,被枪杀于贵县木梓的荒山野岭上,牺牲时年仅44岁。

  陈岸同志在口述中说,他去延安后就一直没能见过黄彰,北上归来以为能见上面,可得到的消息是他前几年牺牲了。他们俩情同手足,患难于共,如今生死两离别,怎么不悲痛!陈岸同志泪花闪闪的。我也含着泪水代拟了那篇文章,记得题目叫《饱含深情忆黄彰》。

  2015年清明节,我和广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同志给黄彰烈士扫墓,看到不少乡亲来到黄彰烈士墓前献花。黄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82年1月30日,陈岸同志要我去南宁市郊区向阳公社新兴大队接一位叫滕雪心的农民,女的。我到了大队了解到有滕雪心这个人,是第十生产队的。好不容易在队里田头找到对上号后,滕雪心就是不肯上车,问到哪里?我也不便说。最后,她家人鼓励了她,说用小轿车接你,不会拉你到哪里去的,说不定还会有贵人等你呢?她半信半疑上了车。一路上,她半句话都没有说。车子进了自治区政府大院,滕雪心没那么紧张了。那时,刚成立不久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在区政府大院的红楼办公。车子停在红楼。我陪她上了二楼,走进陈岸同志办公室,陈岸同志迎候她。她一下子愣了大半天。以下是他们的谈话要点:

  滕雪心(沉思了一下):是的,好像是那年春夏吧。你来到我们新兴小学。我在这学校当老师,你来后当图书管理员,就以这个身份掩护指导我们学校建立党组织。

  滕雪心:1934年1月,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搞过农动,协助出版过进步刊物。

  陈岸:我记得,是南宁地下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后来被当局封了。

  滕雪心说起,罗村会议后,组织指派她到桂平县幼儿园任教。以这个身份搞地下工作。后又通知到梧州等候组织安排工作。但联系不上。她的恋爱对象被怀疑是托派。那时对托派处理是很重的,因为要纯洁党的组织。到审查时组织没有找她谈话,就开除了她的党籍。但她无怨,照样默默在党组织的外面为党工作。她一直当教师。到1959年7月,又因受“左”的思想影响,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回乡劳动。那天见面时,她依然是农民,人民公社社员,老实巴交的样子。滕雪心说:最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党的怀抱,我的信念一直是坚定的。我的心一直是向着党的。她说得很动情。

  陈岸同志静静地听着战友的叙说。他们在罗村会议同时当选省工委领导,而且是“三常委”,滕雪心是省工委的“三把手”了。罗村会议后他们一别45年。走的路不一样。

  党对自己的儿女是爱护的。就在那次见面1年多后,1983年9月,党组织批准滕雪心重新入党。她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我还想写下那个覃增琪,他虽不是罗村会议代表,但他是罗村会议房子那位主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也许是1926年,他的堂兄覃增文,贵县中学学生,贵县共青团第一任支书,回村宣传革命。覃增琪受其影响,倾向革命,发展到同情支持革命。他家里有点钱有点地,属于开明绅士吧。他的身份正好可拿来作革命活动的掩护。1931年,黄彰在这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组织,覃增琪被发展为秘密地下工作者。由于他家里地理环境特殊,被黄彰他们作为秘密交通联络站。陈岸、黄彰都在覃增琪家联络过。他的房子正在山脚下。陈岸、黄彰觉得这里适合开会,提出能否给我们“用用”。覃增琪心知肚明“用用”的重要,他也心知肚明如果日后敌人知道在这里召开“共党会议”的后果,不是杀头就是坐牢。但覃增琪还是慷慨地给陈岸他们“用用”。这时候,他们家人还没有搬进去住过呢。就这样没用过的新房子先给“用用”。开会时,他守候在房子的周围,他的身份合适,久不久烧点水,进去给大家加点水,他不知道会上讲什么,只知道那群人说的事情重要,不然就不会熬着夜也还在说个不停。他要守护好。他是为罗村会议召开作了贡献的。

  他1901年生,正好与黄彰同岁。1966年离世的,享年66岁。他照片挂在旧址墙上。微微地笑着

  1996年,罗村会议60周年,自治区党委召开了纪念会,陈岸、滕雪心等当年会议代表回到了罗村。回望走过的六十年,大家感慨万千。陈岸、韦纯束、廖联原、区济文、高天梅等自治区在任和离任的领导都挥笔题了词。滕雪心也题了。自治区党委党史办一同志作了一道诗:甲子巡回又一轮,中华大地满园春,牺牲换得山河壮,今日腾飞难忘君。这些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人,他们的精神、智慧和目光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就像那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的题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这些题词和诗文装裱挂在旧址墙上,激励着后人不忘来时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从中国成立初期起,红色基因就像村前那条小河静静地在罗村流淌着,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支持革命,支持“党里的人”,成了罗村人的自觉言行。那一年黄彰牺牲后,敌人到处搜捕他夫人高天梅和养女,扬言要“斩草除根”。罗村老百姓留高天梅母女俩,住在覃业珍家。高天梅装成“村姑”与乡亲们去割草,敌人搜了几次,老百姓都说是自家人。黄彰的养女黄洁坤一直由罗村人收养着,在村里生活读书,直到解放后才离开罗村。黄彰的文件等遗物覃业珍也收藏好。现在,纪念馆展出的黄彰戴过的帽子(白色钢盔)、竹藤编的文件箱、钢笔,就是覃业珍家捐出来的。解放后,高天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是“高官”了,但每次说起罗村,她这个大革命时期与农民领袖澎湃一起搞过农动,并被反动派关押过的“强女”总是泪流满面说“一辈子感恩罗村人民”。

  罗村会议旧址在新中国成立初土改时已分给群众了,可群众知道这房子的“含金量”,保护得好好的。前些年,覃塘区委政府提出收回房子办红色展览,住户就让出来了。前年,区委政府计划在旧址前面建设纪念馆。群众说这可是“大事”,迁房腾地处处配合。很快,修缮了旧址,建成了纪念馆。现在这里成了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今年,恰逢建党百年,前来参观学习党史的、举行入党宣誓的、重温入党誓词的群众络绎不绝,可“红火”了。人们从这里受到教育,得到感悟,在新时代的春天为建设壮美广西奋力前行。

  今年初夏,我又一次来到罗村,同村党支书聊了很久。他叫覃旭成。他说身份证写成“覃育成”,他觉得还是“旭”字好。我问他怎么见得?他说:“旭”呀,旭日东升,这好比我们村这个党支部,最早只有一两个党员,“种子”啊,后来,持续不断的发展,8090年了,虽然老的老了,也有的走了,但新的又跟了上来,小小的一个村现在就有28名党员了。而且是年青的多。社区党员就更多了,117名吧,前几天统计的,成立有党委。党带领乡亲们奔成了小康现在又奔乡村振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说,是不是“旭日东升”。旭成说得很实在。我说是的。一个村是这样,全国更是这样。党的一大召开建党时仅有50多名党员,现在有党员近亿名了。我们的党啊,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附记:陈岸同志生前常说,革命队伍内还是称“同志”好。不管他职位多高,大家都习惯称呼他“同志”,他爱人也这样称呼他。我想本文也尊称他“陈岸同志”吧。(作者张少康,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